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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的思想形态察举制度确保了人才的选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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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20-02-15 16:49:27

西汉的思想形态:察举制度确保了人才的选拔

综合性思想与天下帝国彼此呼应

春秋战国百家争鸣,是思想极为活泼的时代。到战国晚期,各家思想彼此影响,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色彩,也因为彼此影响而逐渐融合。例如,本来在中原发展的儒家和南方楚地发展的道家,在彼此对话过程中,都有所修整。法家本来就不是学派,而是若干讨论管理学的人物,将他们的意见,整理成为理论。战国时代,各国经过一些不同的改革,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,这些经验成为帝国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。儒家和道家,对这些法家的理论,也有相当的影响。秦始皇在各处立碑,其中表彰的礼法和伦理以及推崇的国家秩序,其实和荀子的理论相当地接近。秦始皇的主要助手李斯,和李斯的同学韩非,都是荀子学派的人物。汉代实行的治术,继承秦代精神,乃是儒表法里。至于道家的哲学,虽然表面上和统治无关,但道家的道术,也是一种手段。《史记》将韩非与老子同传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从战国晚期开始,各种思想,因为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,有人开始作综合的工作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,从此中国的文化,有了一个全国共同使用的载具,战国时代已经呈现的思想交流,遂有更多大发展。吕不韦的门客合编了《吕氏春秋》,就是一个大百科全书体。汉代的《淮南子》,则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基础的综合著作。这些著作,都涵盖全部知识,从宇宙论、知识论,到政治哲学,无所不包。这个气魄,确实和天下帝国的格局相称。汉代董仲舒的著作,以天人感应为主题,将人类的知识和宇宙的结构,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系统。许多儒家著作的文章,结集为《礼记》,其中内容也无所不包。西汉初年,大乱以后,朝代初建,与民休息,道家哲学成为无为而治的基础。汉武帝以后,政治趋向于上下贯注、无所不包的大格局。儒家的今文学派,上承孔子济世的使命感,发展的方向是发挥内圣外王的“外王”部分。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,也是为了要经过儒家的理论,为天下建立一个理想世界。《礼记》的“王制”和“礼运大同”一章,所标榜的都是一个理想的天下帝国。董仲舒的学生们,甚至于建议汉代的皇帝让出帝位,由贤者接替。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,其所持理由,也是为了实现儒家理想。凡此综合性的思想,大开大合,与天下帝国的结构,彼此呼应。

组织人才流转的庞大络

董仲舒曾经应汉武帝之召,回答武帝的问题,提出所谓“天人三对”。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宇宙论观念以外,他最有影响的建议

,却是有关人才的选拔。汉代本来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机制。在汉初,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级官员推荐人才;有才之人,也可以自动向报名。朝廷也不时让这些人才提出他们的建议,或者朝廷命题,要求他们答复。董仲舒的对策,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个大问题。“察举”制度,在武帝以后,成为罗致人才的制度。内外高级官员都可以推荐天下人才,在不同的名义下,例如孝廉、方正、孝悌、力田或者列举其特长,例如“能使异域”等。察举终于制度化,由各地方定期推荐人才进京,在上述各种名义之下,经过考试,担任仕郎、郎中等类,留在郎署候命。那些地方推荐的人才,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职员,经过上司考核,以为值得推荐;就由这些职员,以递送地方工作报告的名义进京,同时,他们就留京作为地方推荐的人才。

在郎署待命的郎吏,等于是在京学习。他们以种种名义,在朝廷担任助理工作,甚至于执戟廊下,侍卫朝廷。他们也会被派遣,在官署中服务,或者担任高级官员的助手,随时听待差遣。过了一段时候,有一批郎署的待用人员,可能被任命在首都服务或者奉派到外地。汉乐府有一段形容汉代公务员的宦途过程:“十五府小吏,二十朝大夫,三十侍中郎,四十专城居。”有人以为,“二十朝大夫”未免年纪太轻。其实,此处的“朝”不是中央的“朝”,汉代的地方,当地人都可以称为“本朝”,“朝大夫”只是在本地担任公务员而已。宦历中最重要的一段,却是“三十侍中郎”,从这个阶段以后,被察举的候选官员,才真正进入了中央文官组织。西汉的高级官员之中,四十岁做到二千石者,不为罕见。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前,就做到丞相或者相对于今天的部委首长

察举制度罗天下人才,纳入统治机制,他们带来了各地的讯息,使朝廷决策时,经过这些人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和需求。如果他们奉命担任外职,以汉代回避本籍的制度,他们必定在本籍以外工作。可是在地方首长的四周围,从地方人才中征选的辅助人员却都是本地人。一个地方,既有外来人作为首长,又有当地人作为辅助,彼此平衡。中央和地方之间,可有适当的沟通,又不至于发生当地人在本籍服务的偏袒。定期察举,等于将全国人才不断地周转,不使任何地方独占权力,也使全国的信息如此随人才流转,全国的政策,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。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,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络,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。察举制度,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络,将人力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。这两个络,彼此相辅相成,幅员广大的帝国,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。

从秦代到西汉的发展,经过二百年的演变,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,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,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,融合广大的中国为一体。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,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。儒家,尤其今文学派,主张选贤与能,为社会服务。他们也主张,天子承受天命,是为天下百姓,不是一姓一家,永远统治。这一套意识形态,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。当然,文官之中,大多数会为皇权服务,可是也有不少人,不论在朝还是在野,都可能以他们的意识形态约束皇权。中国的这种制衡个例,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帝国之中是相当特殊的。西汉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,具有如此微妙的关系,既可能有一时的冲突,也可以造成长程的稳定。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,在西汉以后,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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